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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之累: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?

2018-11-04阅读 342 财经 我要关注

(北京一家高端妇产医院内,医护人员正在照护一名新生儿。 图/视觉中国)

户籍、就业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,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,经济增长乏力、社会结构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。



《财经》记者 袁建胜 高頔 | 文  朱弢 | 编辑


20多年后,中国生育率低迷的事实终于得以直面。


2016年初计划生育政策松绑,全面放开二孩。原国家卫生计划委的估计是,每年平均将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万,截至2050年,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增3000多万。


但现实情况是,当年新增人口1786万人,只比上年多了131万人,远低于预期;2017年则掉头向下,新增人口1723万人,比上年还减少了63万人。一个新变化是,新增人口中二胎占比超过一半,达到51.2%,一胎新增数量则减少了276万。不仅二胎数量难以带动人口增长,人们连一胎的生育意愿也不甚强烈。


9月,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公布三定方案,三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都被撤销,似乎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终结。


中国低生育率持续了近30年,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失衡,造成“生育总精力”持续短缺,改变认知方式和持续推进与生育有关的户籍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全面改革,才能正面促进人们生育的信心。


婚配的窘境


七夕之前,河北沧州市某县地税局29岁的公务员尹成又失恋了。


这是他第三任女友,邻县的公务员,经人介绍两人相处了半年后,双方家庭开始谋划他们的婚姻大事,谈判几轮后却崩了。这是一场典型的“县城式”分手,婚礼筹备被放弃,恋人成了熟人,再见如宾,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澜。


尹成在该县的农村出生、长大,父亲做过村主任和支书。他读完大学考取了公务员,在职期间又读了研究生,父亲早早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。尹成这次分手的女友是独生女,女方家里要求订婚当天要带上20万元现金彩礼,还要在邻县再买一套房子,方便未来就近照顾岳父母。尹成月工资不到4000元,家里也没有能力为他购置另一套房产。


在县水利局工作的刘辉对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觉得可惜,县城里一套房子动辄七八十万元,女方再要一套房子过分了。“彩礼嘛,农村和县城一样,男方出个18万、20万元,家庭条件不好的女方可能会留下几万块,一般是把这些钱给女儿支配,比如买台汽车和嫁妆。”刘辉说。


这两年一直在村里挂职参与扶贫工作的刘辉说:“先别说生孩子,现在25岁左右结不了婚的小伙子,在哪个村里没有一二十个?”唐山农村的一名乐队老板刘庆林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当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,一套县城的房子加彩礼也要100万元左右。刘庆林的乐队专为农村婚嫁葬礼演出。


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《江村经济》中就指出,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,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,将资源注入新家庭。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,如今在彩礼之外,男方为新家庭购置车辆和房产,扩大了“彩礼”这一资源代际传递的内涵。


在尹成和刘辉所在的县,婚配成本过高有多种因素:既有择偶及分配范围受限,女孩外出打工较多等客观原因,也有计划生育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,以及女性权利缺失等主观原因。


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,2016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.19万元,据此估算,一个拥有3个劳动力且有男孩的农村家庭,为结婚配置20万元彩礼需5.6年,再加一栋县城的房子需要28年。


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曾表示,有30.4%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,和80.2%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,没有登记姓名。无论是分配还是继承,在土地和房产等重要家庭资产方面,农村女性都处于非常显著的不利地位。


女方在未来养育孩子中也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因此也更有动力以彩礼和房产的形式,在新家庭占有一席之地,彩礼价格的提升,又反过来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碍。


“生育总精力”是围绕组建新家庭和生养孩子展开的,资产、时间、劳动力与亲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,在农村家庭总体收入有限的情况下,“生育总精力”成本的提升,让它愈发呈现出稀缺的状态。


婚配的窘境是延迟婚育的重要前置条件,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对《财经》记者介绍,1990年至2017年,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1.4岁提高到25.7岁,平均初育年龄从23.4岁推迟至26.8岁。


一直以来,农村及流动人口“超生游击队“的形象深入人心,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,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、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对《财经》记者介绍,农村是2005年之后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区域,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于全国总体生育水平。


清贫限制了生育力


七夕那天,佳文本来的计划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个饭,或者再看个电影,但她下班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,丈夫进家门的时间是23点58分。


佳文来自河南,和丈夫2014在北京结婚,他们都是典型的县城少年,读完大学在北京闯荡,当时婆家出了10万元,佳文家掏了30万元,加上两人的积蓄,贷款110万元买了房子。老公很要强,起早贪黑地工作,三年后把岳父出的钱都还上,女儿也出生了。婆婆开始时畏惧到北京来生活,宁愿出钱给孙女请个保姆,一年之后,她还是来了。“保姆总不如自家人照顾的更好吧。”佳文说。“这也是我们觉得亏欠婆婆的地方,因为孩子让他们两地分居。”


佳文夫妇都是铁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,女儿身上每月约5000元的消费已是负担不轻,一旦怀孕在公司里又会被贴各种“标签”,生育期间工资减少至少一半。“我算是不错了,产假期间每月还能有2500元,怀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,里面一些妈妈产假都没有收入,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%。”佳文说。


也是因为经历过回归职场的艰难,“北漂”李可和佳文一样坚决不要二胎。


几年前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户,已经掏空了双方父母的家底。儿子的日渐长大,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的花费也让我们吃不消,还需要还房贷。”李可说。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和自己顺利回归职场,李可的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北京帮忙。四个大人一个孩子,挤在一套两居室里。


如果生二胎,就要换房子,车也要换大的,经济重担都压在丈夫一人身上,老人年纪大了,照顾孩子的精力有限,李可自己又要面临一场“职场断裂”:“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,肯定不会再入一次坑。”


与农村不同,在都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与原家庭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,距离不但加剧隔代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,在突出着情感链接的同时,也隐藏对养老的担忧。


在县城和乡村里,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转移资源的过程,同样在都市流动的新中产阶层中发生,双方家庭不仅更有意愿出巨资为下一代买房,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劳动力,为孩子照顾下一代。


钟晓慧说:我们首先应追问,为什么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境况?这与养老保障不足有直接关系,父母给成年子女买房、带孩子,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投资一份亲情和保障。


在城市里买房实际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责任,这既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原因,也是结果——同农村一样,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,同样要求与之平衡的房产以及它所确认的婚姻与生活稳定性——这种不平衡也会延伸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女方家长的养老问题。


从结婚到生育,从农村走向县城再到都市,在过去的40年里,这是两条互相纠缠的路线,一代人的运行轨迹,都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基础,成本也随着这种流动越来越高。


在佳文和李可这里,一代家庭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足,不得不将两代家庭的“生育总精力”紧密绑定在一起。


子宫保卫战


文思在和《财经》记者聊了4个小时后赶回家,丈夫、保姆带着哭得眼睛通红的小女儿在电梯口列队迎接。


文思32岁,是3个女儿的妈妈。每天晚上睡觉时,只有大女儿肯安稳的躺在床上,丈夫和她各自在客厅和卧室里捉住尽力挣扎的“一只”,交换幽怨的眼神:生这么多,都怪你。


同样是“北漂”,文思是少数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,突破“生育总精力”稀缺状态的妈妈。重点师范类大学毕业,结婚前曾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。虽然自己是高考的受益者,也从事教育工作,但她不想孩子再走这条路。


文思说,这样的教育体系成本高昂,回报却有限——以透支孩子学习兴趣和动力为代价,通过各类打分体系的筛选,最终只能勉励维持父母已经完成的城市化迁徙和阶层提升。


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开拍的2012年,文思动用家庭的部分资源,赴美国生产大女儿,一年后的春天,那部上映48天的电影以5.2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爱情片记录。同样让人们感兴趣的是,众多像文思这样赴海外生子的妈妈们所铺陈开来的故事背景。


一年半后,文思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已经12周,她和丈夫决定生下孩子。根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“意外”让她也没有多少选择,文思陆续在美国生下二女儿和小女儿。


他们的决定受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,在上代人心中,计划生育思想根深蒂固,“他们都是知识分子,在国企工作,坚定地认为多生孩子是农村妇女愚昧落后的表现。”文思说。


文思的父亲甚至给女婿打电话,希望他能以丈夫的身份阻止文思,丈夫的支持让她感到欣慰:“子宫是她的,我凭什么阻止?再说,我们有什么权利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?”


尽管家庭条件算宽裕,3个孩子的养育压力也是实际存在的,丈夫也因此辞职回家和文思搭档带娃。文思和丈夫“保卫子宫”的行动,并非情绪之举,它还触发了一个让别人看来很意外的结果——成为文思创业的动力。


2015年,当时还是文思自己在家照看两个女儿,她一周三次亲自去北京新发地市场为孩子们选购食材,邻居和朋友也找她代购,作为感谢往往会多付一些钱。文思发现,一周下来代购的盈余已足以支付家里的所有食物开销。


这是一桩不错的生意,她尝试扩大规模,除了零散销售也为一些超市和餐馆提供果蔬生鲜。为了应对不断扩展的业务,她在新发地租了一间冷库,每天凌晨三四点她都要赶到新发地,亲自挑选和进货,安排工人包装入库再发货,一直到早上九点多。


在生育这个问题上,文思的角度是“完整的女性权利”,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认知乃至偏见和歧视,都在加重她们的生育负担,家庭、职场与财产也都是它们发生的场域。


文思以妈妈的身份开始创业,不但理解了女性背负生育与职业的双重艰难,也理解了企业主“左右为难”的局面:“男性员工不论是否有孩子,都会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,如果女性员工有了孩子,那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劳动力。”


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同样对已育女性带来压力。让文思愤愤不平的是,丈夫抱着女儿出门散步十分钟都能获得小区居民的一致赞赏,她抱着女儿出门只会被夸奖“命好”,有一个愿意带孩子的老公。


“为什么要求女性能顾家还得工作,都要是‘超人妈妈’,丈夫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家暴就是好丈夫了?”


文思总结,她身边的多子女家庭大多具备三个特点,首先是夫妻双方父母家庭能够给予“锦上添花”的支持,至少不增加新家庭的养老负担。文思的父母曾是央企职工,婆婆是医院返聘的医生,长辈们身体健康且拥有稳定的退休保障。其次是多子女家庭中丈夫都乐于参与到育儿之中。更重要的一点是,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拥有自己的公司,“生意可能没有以前好做,但是底子还在、家里没有经济压力” 。这意味着更加丰裕的收入,能够为“生育总精力”持续输入资源。


对城市职场女性来说,工作与养育孩子之间的矛盾,是她们身上的主要负担。要想城市女性的释放生育信心,在钟晓慧看来,公共政策及资源供给方面,存在两个层面的缺失。


一个层面是政府,托幼(0-3岁)普惠型的服务体系处于稀缺状态,市场的托幼服务价格非常高昂,因此需要个人和家庭投入很大经济、人力、时间等成本。此外,社区互助也是目前国内没有开发的托幼保障资源。“我几乎没有听过在中国哪个城市里的社区,父母之间互相帮忙带孩子成为一个常规做法,但在韩国和英国是有这样的志愿互助组织,也有规模不大但是成形的社会组织提供育儿协助服务。”钟晓慧说。


另一个层面是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和晋升时受到歧视,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情况更严重。


钟晓慧认为可以从三个方向探索。首先是补偿企业用工成本,比如政府制定减税、补贴措施,协助建立短期顶替轮岗制度等。“让企业完全承担责任,甚至谴责其不道德、不负责任的歧视女性并无助于解决问题。”其次是通过建立父亲产假等激励措施,鼓励男性更多投入到家务劳动和儿童照顾之中,而不仅仅只是往家里交钱的角色。


第三是全社会承认女性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付出的价值,为女性提供切实法律保护和福利支持。比方,对有养育孩子压力的母亲发放儿童津贴、减免税费,为女性重返职场提供各项支持、切实保证女性的就业机会等,对家庭付出的女性能够获得补偿和帮助。


“当然还有其他思路,就是孩子的抚养及教育国家全包了,完全不需要夫妻来管。这只是理想状态,并不现实。”钟晓慧说。


相信妈妈们,相信生育力


20多年来,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是个“神秘”数字。


总和生育率是指该某国家或地区,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数量,2.1是公认的平衡指标,也就是说生育率保持在2.1,此族群的总人口将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增减波动。


1980年9月25日,中共中央向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发出号召: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。这份文件被认为是绵延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起始。


郭志刚介绍说,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,全国总和生育率在5到6之间,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,生育率已经降至2点多。1992年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做过一次人口调查,但没有公布生育率。


“我在一篇抽样调查文章中看到,实测生育率只有1.5多一点。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,如果不出现重大灾害或者社会变动,生育率突然降低这么多,大家更愿意相信数据有误。”就这样,第一次生育率“塌陷”的信号被忽略掉了,郭志刚说。


从此之后,生育率就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“统计怪圈”。


从1995年开始,历次的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从1.46一路下降到1.047,但最终都被修正为官方统一发布的水平,先是十几年不变的1.8,后来降到1.7,目前说是1.6。


“2007年的国家级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曾宣称:未来30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.8的水平最好。其实,这个1.8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数据证明是最优生育率。只是在对现实生育率的不同判断里取了个‘中庸’的估计,1.5太低,2.1又无法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。”郭志刚说。“尽管我们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,但是政策仍聚焦人口控制,严重高估生育率,对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认识不足。”


2009年前后,彼时的计生主管部门曾谋划要放开“单独二胎”,后来又偃旗息鼓了。直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力推深化改革, 2013年11月才正式公布放开“单独二孩”。


据郭志刚透露,在计生部门召开的会议中,一些人口专家强烈建议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,在中央的及时推动下,这才进入了“全面二孩”的第二步调整。


在郭志刚看来,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,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。中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已经完成,现在面对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挑战,所以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限制。即使如此,生育率也很难回到2.1的世代更替水平,甚至连那个被认为适度的1.8生育率也很难真的保得住。


作为1979年参加过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,连任原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6届专家委员的资深人口专家,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: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认知背景,一是农业社会耕地和生产率提高有限的背景下,人口将成为负担,二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伸,认为人口是一种可被管控和分配的生产要素。


梁中堂认为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这两种固有的思维早就失去了它的立足点,首先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过程中,生产率作为推动经济的关键要素已实现几何级数增长,其次是实践也已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更高效的方式。


现实已在变化,政策却没有及时调整。


尹成、佳文、李可和文思的经历则是当下的“隐喻”:资源有限的条件下,即使两代“生育总精力”绑定在一起,仅凭工薪阶层的收入,婚配和生养一胎都已捉襟见肘,文思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,生产和养育三个孩子。


郭志刚和梁中堂都明确反对诸如“生育基金”等鼓励生育的建议,在梁中堂看来,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鼓励,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:“你现在说是鼓励,一旦进入政府工作体系,推行不下去怎么办?一定变成强制。”


梁中堂认为,生育率的高低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,社会和经济的发展,农业向工业的转型,必然伴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率迅速提升,只有人们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收入、民生有基础保障,对未来生活有稳定的预期,才能对生育率有正面影响。


在他看来,户籍、就业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,农民或者后代进城可以务工、上学、就业,却无法顺利安居转化成市民,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,经济增长乏力、社会结构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。


“人们的生育不是政府该管的工作,也管不了,经济和结构合理了,老百姓对生活和未来更有信心,生育是很自然的结果。”梁中堂说。


(本文首刊于2018年10月29日出版的《财经》杂志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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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制  |  李勇    责编  |  涂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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