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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其中归来这两年

2018-12-30阅读 312 财经 我要关注

出狱后,他也找过投资人谈大项目。接近牟其中的知情人士透露,“人家说的很客气,现在的玩法不一样了,以前那种不让你担风险,你把钱借给我的模式行不通了。”牟其中无法接受被“一个不懂这个事的人”判断和审查。他找到另一套解决方法——“我投资是大概行的行为,大概方向行就行”。


这种特质也是当年南德被诟病“无管理”的肇始。但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,依靠灵感和自我经验,“这才是牟其中,否则他也做不成换飞机那些事。”


作者 | 李兴丽 

摄影 | 孙俊彬 吕萌

编辑 | 王晶晶


走得太热了,灰色的毛线帽被扒了下来,两缕白发在早晨7点的冷风里飘起来。牟其中擦了擦头顶的汗,一个员工快步跟了上来,跟他讨论“西伯利亚开发基金的事”。


这是12月的一个早晨。牟其中一天的开始是围着北京永定河附近的公园“暴走”一圈,他身后常常跟着十几个追随者。在北京市门头沟区,集体晨练的场景不多见,绿化工人都要停下手里的活,目送他们一段。


“这人谁啊?”一个路人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感到好奇。


“就是那个要把喜马拉雅炸个大口子的,牟其中啊!”穿天蓝色外套的女路人回答。她知道牟其中是因为2016年他刚出狱那会儿,报纸上说,“他在门头沟还有两百多套房子”,罐头换飞机、俄罗斯发射卫星的传奇经历,“齐刷刷,写了一整版”。


事实上,门头沟的房子早没了。264套房子,从1990年代的每平米不到2000元,飙升到眼下的三四万。法院拍卖了房子,现在,它们属于私人产权。南德集团的办公楼也变成小肥羊火锅店,又在拆迁中变成废墟。


1999年,牟其中在上班途中被捕,2000年因南德集团“信用证诈骗罪”被判无期徒刑,后狱中改判为18年有期徒刑。出狱时,他“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”,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有了落脚之地。


半年后,他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创建了两家新公司。办公的地方距离二十多年前南德集团的职工宿舍楼不到两公里。


曾经的辉煌岁月近在眼前,但属于他的故事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

两年来,新的追随者慕名而来,也有故人相继离去。对他来说,这只是生命中必经的离合。18年牢狱生活,牟其中提炼了自己的“智慧”,认为找到了可以“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大门的钥匙”。现在,他要付诸实践。对一个78岁的老者来说,他试图再次创业,证明自己的故事,依然新鲜、感人,甚至残酷。


最好的时代


如果以一个七旬中国老人的生活坐标打量牟其中,他的生活显得有些孤寂。


两任妻子都离他而去,最近一年,坚持为他申诉18年的“红颜”夏宗伟也离开了。在北京门头沟,他身边的亲人只有一个外甥女,是公司的“办公厅主任”,以及被他“劝回国”的大儿子,名字印在公司办公桌的粉色名牌上。


“一般,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。”他这样评价父子关系。1999年,牟其中被捕后,远在国外的两个儿子辍学、打工,度过了艰难的青春期。“以前怕抓,不敢回来。”牟其中说。


从入狱到出狱,他的体重从180斤缩水到140斤,不过身高没变,还是1米8,腰板硬朗而笔直。但是走起路来,一不小心就露了马脚——右腿轻微摇摆,熟悉他的人说,那是在狱中突发脑溢血落下的后遗症。


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雄心勃勃:要复兴南德集团旧业,还要实验在狱中发现的“智慧文明生产方式”——他擅长的“空手道”法则,通过资本运作,把生产要素优化组合,完成与资金数量极不相称的项目。


他每天五点起床,看材料、早晚沿着河暴走10公里,接待一波又一波慕名而来的“合作者”。不停地说话,说话,说话。


国家、人类、中美竞争,依然是他挂在口头的话题。像二十年前一样,他从来不需要文稿,“记忆力极强”,一开场可以自己讲上一两个小时。


“我有本书,《男儿有泪不轻弹》,你们看一下,”10月15日,在门头沟公司的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上,他提醒大家,“(满洲里)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大项目,我认为可以改变中国经济版图。”


就在三周之前,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裁定书,提审牟其中案的民事部分,再审期间,中止原判决的执行。(编者注:该裁定书落款为2018年6月22日,发布日期为9月21日。)出狱后一直婉拒外界采访的牟其中,向媒体敞开了大门。


“党中央目前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,决心是非常大的,请大家一定传达这一点。”采访中,他两次提醒记者。此前,企业家张文中诈骗案经最高法再审改判无罪,牟案再审一度被部分舆论解读为“可能迎来转机”。但很快,最高法发布信息称,提审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无关,部分媒体系误读。


曾代理牟其中申诉的律师刘兴成感到费解,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来面对媒体:“民事判决的结果是信用证诈骗与牟无关,现在重审,如果改判,对他不利啊。”


但牟其中本人感到乐观。


12月14日,牟其中告诉《后窗》,刑事申诉已于去年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。现在提审民事部分,让他恢复了信心,“无论刑事还是民事,是一个案子,只要开庭就行了。”


无论如何,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营企业家再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。出狱后,登门者一直络绎不绝。“能平反吗?”“老牟,我们支持你”……接近他的人透露,有老板资助了上千万,帮助他东山再起。


但此刻,他声称的“公司第一大项目”正在遭受记者们的拷问。


“这个项目你参与了哪些部分?”


“我们参与了计划开发。成立了公司,后面的情况我都不知道,还有很多事。”


“公司盈利了吗?”


“还没有。”


记者们一头雾水,“那合作方式是怎样的?”


“合作方式很多,太细了。没有新闻价值,我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
“您有资本做吗?”


“借,借钱。”这些提问让他感觉“很外行”,关于抵押物,他说凭信用就够了,顿了顿,又反问,“光满洲里10平方公里多少钱?”


被捕入狱前,满洲里政府已经被要求收回10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。面对记者质疑,他坚称,“10平方公里土地的产权是我们的”。12月第二次见面时,牟其中透露,“产权证遗失了,抄家嘛。要它补发。还没有补发。”


他坐在一把红色雕花实木座椅上,旁边的桌子上摆着现任国家主席的圆形瓷碟画像,“10平方公里土地,至少值100个亿吧?至少100个亿。”他显得很有底气。


“那您现在募到了多少资金?”


78岁的老人发出了谨慎又慈祥的笑声:“那是个秘密,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
牟其中在接受媒体采访,出狱后,他对外界采访采取谨慎态度。


他避谈具体问题,讲述宽泛而遥远。从三次入狱,又三次出狱的经历,讲到马克思、哈耶克、哥白尼、布鲁诺,从欧洲文艺复兴,讲到中美竞争方式的转变。


看上去,18年的牢狱丝毫没有摧毁他的信心,反而为他镀上更加坚硬的外壳。


出狱半年后,他就成立了新公司。天眼查显示,公司最初的注册资本是3万,后来改为1个亿。这意味着公司要在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,“我赔得起”,他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。


在身边的朋友看来,赚几十万的项目,牟其中是看不上的。他需要给这辈子一个交代,所以必须要做大的项目,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,才能重新证明他的价值。


但眼下,记者更关注可行性问题。相比语出惊人的项目,像褚时健那样低头种橙子的老企业家,更务实也更令人信服。他们打断他,“您现在重新创业,需要做哪些改变吗?”


“是环境改变了,不是我改变。”像18年来坚称无罪一样,他也不认为自己需要适应环境。


18年来,微信早已代替了BB机、大哥大,他坚持不用手机,“浪费时间”。他有一个iPad,装了微信,但那只负责接收朋友发来的文章。他阅读,但从不回复。如果要回复,就发个文件,“转谁谁”。


在他眼里,时代在向着利于他大展拳脚的方向改变。


“20年前‘空手套白狼’是个贬义词,现在更适用发展。”以前做生意,他“如履薄冰,要关心政治”,还被怀疑是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”、美国特务。现在,“没有任何压力,我跟朋友说,这是最好的时代。”


位于北京门头沟的南德职大筹备办,这里是牟其中重新创业的起点。


牟总跟马云一样,是风云人物


10月15日,在那场历时两个小时的见面会上,创业者牟其中花了半小时向“年轻记者”回顾他三次入狱的经历。


在中国,他是鲜有的曾三进三出监狱的商人,并且不对此感到任何避讳。


“23年零15天”,他总结。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在高墙内度过,他没有抱怨,还把每一段都赋予了重大意义:“第一次是为民营经济争取出生权,第二次是争生存权,现在是争发展权。”他声音平和,又带着某种不可辩驳的坚定。


关于牟其中的经历,最传奇的部分常常被概括为:罐头换飞机、俄罗斯发射卫星、开发满洲里。


在1999年1月7日被警察带走之前,那个身高1米8,体重180斤的商人,留着领袖式“大背头”,满面红光。在国家单位还没有配备电脑的1990年代,他掌管的南德集团已经配置了台式和笔记本电脑,员工每个月能拿到几千块工资。


流行下海经商的年代,“体制内的处长、局长来了,也没有位置。”一位南德旧部说,彼时,南德拥有“一流的人才”,连看门的保安都是退役的武警战士。“冯仑、王功权都是南德出去的,牟总跟现在的马云一样,是风云人物。”


1992年,南德在既没有外贸权,也没有航空经营权,更没有资金的情况下,从国内拉了800 多个车皮的轻工产品,去俄罗斯换回了四架图-154客机。牟其中倒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,在媒体报道中,他称赚了近1个亿。


那是迄今为止中俄民间贸易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项易货交易。靠着敏锐的嗅觉和信息差,四川万县的牟其中一夜成名。


“老牟,你可真狠,我的牛肉罐头,你隔了6个月才付款。”回忆起王石到监狱里看望时的调侃,牟其中哈哈笑起来。那时候,王石经营的还是贸易公司,货物付款的日期牟其中说了算。


即使在今天,他独特的市场预见眼光,也令接触过他的人感到佩服。


在湖北洪山监狱服刑期间,牟其中除了坚持锻炼身体,看《新闻联播》和十几份报纸,还筹集资金,成立了一个创业小组。“2001年的时候,电脑越做越小,我们就讨论可能最后就会做得手机那么小。”创业小组的计算机博士刘波回忆,当时牟其中打算做智能手机,最后因为资金不足没有成果。两三年后,国内最早的智能手机多普达问世,“如果放在外面,(我们)也就做出来了。”


2005年,刘波出狱,牟其中送了他两句话:坚持做你的技术。如果想挣快钱,就投资房地产。那一年,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价格进行第一次调控。“他富有过,看到的都是多少年后的事。”


和众多极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企业家不同,牟其中是少有地将自己与社会改革紧紧绑定的人。


在他的讲述里,每一次入狱,都有中央工作小组来“把我放了”。相比法律的审判,政治领导人对他的案件起到了“关键作用”。


他坚信第一次入狱,是因为胡耀邦的批示才获救。第一次出狱后,没过两年,因为倒卖钟表,万县工商局以投机倒把罪再次把他收押,一年后才释放。这一次获救,他认为是“邓小平1983年南巡的影响”。


对于第三次因信用证诈骗罪入狱,他非常乐观,觉得终会被“平反”。对那些一直支持他的人,他下意识的回答是“他们不是支持我,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。”


在为他服务了十几年的律师刘兴成看来,牟确实是有使命感的,“他一写(申诉书)就是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”——这是那个年代的政治话语。他认定自己的项目对国家有重大的价值,对企业来说,也会产生良好的回报。


但在救赎的方式上,“他陷入了路径依赖”。刘兴成解释,当下的法制环境与几十年前不同了,“需要就案件谈案件,一味政治化是没有出路的”。


尽管刘兴成支持他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,但在狱中时,律师写的申诉书,并不被牟接受。“他觉得中规中矩,他一写就是几万字,语不惊人死不休,”刘兴成记得,18年间,老牟委托夏宗伟将各种申诉材料寄给最高法、最高检、政治局常委,“十几年,加起来以吨计了吧。”


牟其中的一位老友理解这种“政治热情”。他和牟都曾在运动中受到批判和波及,“我们那代人是生命里带着的敏感。”


时至今日,牟其中还会跟记者讲起40年前被批斗的情形。万县召开10万人大会,连小学生都组织参加。他被五花大绑押上解放牌卡车游行,胸前挂着硕大的牌子。


那是他第一次入狱,因为一篇题为《中国往何处去》的万言书,他在文革里成了反革命,被判死刑,坐了四年多牢,最后被无罪释放。牟其中说,解救他们的工作小组批示:“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,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”。


“‘新长征’,这是胡耀邦当时喜欢用的词”,他认定南德“是受胡耀邦同志之托创办的”,并把自己创办贸易公司,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起点。


2016年出狱后,老友试图劝过牟其中。时代的议题已经变了,路线斗争已经不像原来那样重要了,“不是说你是改革的,就无罪了。但他接受不了。”


在牟其中的话语体系里,自己是社会变革浪尖上的探索者,每一次遭受的挫折,都源于国内否定改革势力的陷害。如果自己是一个被挑选的民营经济领军者,那么他终究会被搭救。


牟其中所在的办公区,此前院子里就有一尊毛泽东像。


疯狂的时代早过去了


18年后,曾经的商业狂人开始了又一次创业。地点定在门头沟永定河旁。


从一个商业中心旁的小路进去,路边摆着一块“南德职大筹备办”的蓝色指示牌。绕过一个老年篮球场,拐进一处僻静的小院,就是牟其中新的战场。


那是一个建有凉亭和花架的中式庭院。10月,院子里的月季花一簇一簇还在开。凉亭旁边打了一个小房子,养着一只刚满月的小黑狗。工作人员说,那是牟其中暴走时,心生怜爱捡回来的流浪狗。


“他太可怜了,扔在路边没人管,被人遗弃了。”12月14日,即将开始晨练时,他陷入回忆。那是他少有的展现出柔软的时刻,颈部的肉也跟着垂下来,像个邻家的老爷爷。他喜欢读黑格尔的辩证法,于是给狗取名“黑格尔”,公司里有专人给它喂食。


会议室是这个公司最国际化的地方。电视上方悬挂着五盏钟,浅绿色的纸条贴在下面,依次写着:纽约、洛杉矶、北京、莫斯科、悉尼。这似乎暗示那些俯首在办公桌上的员工,正在操作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业务。


“负责办公厅事务”的张雯说,现在公司五六十人,大部分都是“志愿者”,有南德的老部下,也有慕名而来一起创业的新人,包吃包住,每月能领到3000元。


志愿者年龄跨度不小,既有头发花白,戴着眼镜的南德退休老人,也有穿着宝蓝色西装,雄心勃勃的年轻人。“我是做投行出身的,多交流。”一个打着发胶的年轻人向来访的记者递上名片。


在追随者眼里,“牟总是能看到未来的人”“有伟人的气质”“他教的不是术,而是道的问题”。


一个自称名下拥有七八家公司的志愿者说,自从学习了牟总的“智慧文明生产方式”,“几家公司都有了质的飞跃,我们都是看上千万的项目”。


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到门头沟,他们中许多是中小企业老板。


对于外部的信息,与时代隔绝18年的牟其中,表现出了迫切的求知欲。


他每天上午接待“至少两波来访者”,下午还有一波。即使在刚出狱后的春节,他住在重庆的亲戚家里,也把大年初一、初二都安排得满满的,“要见人谈事”。


朋友能理解他这种心情。刚出狱时,有一天上午安排的事情,因故取消了,别人都各干各的,他突然很无措。“潜意识里,那是一种对被遗忘的恐惧。一定要很忙,被人围着,怕别人把他忘了。”


他希望找到有想法、有技术,又缺少资金的合作者,通过“智慧文明生产方式”,帮助对方孵化成成功的企业。


但在这里,他与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理念产生了分野,“董事会是愚蠢的一帮人,它不能理解年轻人的事儿”,他不认同以资本为中心的管理,“这种管理不是不好,是太坏,压制创造新事物的思想。”


出狱后,他也找过投资人谈大项目。接近牟其中的知情人士透露,“人家说的很客气,现在的玩法不一样了,以前那种不让你担风险,你把钱借给我的模式行不通了。”牟其中无法接受被“一个不懂这个事的人”判断和审查。他找到另一套解决方法——“我投资是大概行的行为,大概方向行就行”。这种特质也是当年南德被诟病“无管理”的肇始。


但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,依靠灵感和自我经验,“这才是牟其中,否则他也做不成换飞机那些事。”


与1980年代盛产制造业企业家不同,登上《福布斯》中国富豪第4名的牟其中,显然是另一种完全跳脱的颜色。


他不像任正非,有着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,在企业创立的最初便设立《华为基本法》;也不像出身草根的曹德旺,专注一个领域,辗转腾挪、小心经营。他鲜少涉及实业,不追逐技术,也不会去掌控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细节。出身金融家庭的经历,使他醉心于用极少的资金,“全凭智慧,完成与资金数量极不相称的项目”。


在“万元户”还是衡量财富地位的时代里,他运作的项目因为“敢想”,显得非常刺眼:与俄罗斯合作发射电视直播系列卫星、独家投资开发满洲里,要把它建设成“北方香港”,他还扬言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大口子,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造福西北……


南德出事前,曾有朋友向牟其中建议,“你应该找一个婆婆(主管部门),”经商的一个常识是,有了主管部门,企业才具备方向和基本的抗风险能力。但接受管教,是牟其中排斥的,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”他的朋友说。


曾和牟其中在洪山监狱一起服刑的刘波认为,“只要他手下有干将,是可以成事的。”在这个计算机博士眼里,牟其中思维抽象,是“哲学层面的人”,适合战略制定,但并不擅长企业管理,“如果靠手下的人(管理),就只能靠运气了。”


出狱后,刘波一直从事物联网通讯创业。经历了从有主意,到从头开发、融资、推广的全过程,“太难了。”他说,老牟那种孵化创意的模式,周期长、投入多,风险高。“现在做融资,你技术出来了,市场摆在那,你还要有流水,人家才给你融资,早已经不是你有个金点子,就能拿到多少钱的时候了。”


回望曾经成就了牟其中的那个年代,刘波羡慕又感慨。


“那时候不是不去想,是不敢去想。你想到了,做了,你就成了。”但互联网时代,信息流动太快了,“现在哪有什么金点子,满大街都是烂点子。”在面临几次投资人撤资后,他从互联网创业的战壕里幸存下来,对创业的残酷有切肤之痛,“那个疯狂的时代早过去了。”


牟其中正在跟“志愿者”们聊业务的开展,他们目前正在推进中铁联运、芯片等多个项目。


何妨一狂再少年


牟其中的家就在公司附近的一栋民居里。说是家,一进门就知道,那不过是另一个战场。


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,他和另外三个志愿者一起租住。客厅走廊上钉着写有“南德”二字的铜牌,他卧室门口的桌子上摆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德全体员工的大合影。人头攒动,他站在最中间,英气逼人,却看不清具体的表情。


卧室不大,一张床,一个书柜,一张书桌。书柜里除了《刑法》、《交锋》之类的书籍,最下层放了两个药箱。“主要是亚麻酸之类的保健品,”他的秘书解释,“我们给他买的,帮他保养身体。”


工作之外,这个78岁的老人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。


“有口饭吃就行,”一日三餐,他都端个青花瓷大碗在食堂解决。吃完饭,十几个志愿者跟着他去永定河边暴走,“跟游行一样”。说这话时,他露出满足的笑容,“在路上他们跟我讲各种新闻,探讨项目。”他开始用“梦想家”形容现在的自己。


当年冯小刚为电影《甲方乙方》找投资,见过牟其中,“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其实在我看来,他真不是一个特别爱钱的。他是要干点大事的人,而且他像是在传教。我倒不觉得他是一个骗子。如果你要说他是骗子,其实神父也是骗子。”


59岁被捕,76岁出狱。多数人都觉老牟该养老了。


牟其中出狱后,“万通六兄弟”之一的王功权接受采访时说,“不管从哪个角度讲,我都并不愿意支持他再去创业、再去折腾。”王功权曾在南德集团做到主管投资的副总,被牟其中赏识,“牟总一生已经够坎坷的了,现在应该是安度晚年的时候了。”


可牟其中从未想过放弃。


一个去监狱探望过他的南德旧部说,“外界无法想象他是怎么活出来的”。在关押了高干和名人的洪山监狱,大部分人锻炼身体无非是做做操,只有他每天午后,脖子上扛着毛巾,在武汉40度的高温里,上上下下爬楼梯,全身湿透。


“他对再审、改判一直比较乐观,”刘波说,因此对保持健康的身体,东山再起非常重视。


即使在2010年脑溢血后,爬不了楼梯,他还坚持手脚在地上爬,“一点一点蹭,慢慢地,居然能走了。”一直陪他申诉的夏宗伟说。


2015年,在写给南德旧部的一封信中,他称,“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很好,监狱民警、医生和其他犯人均认为是一个奇迹。按目前我的健康状态和对日新月异的保健、医疗科研成果的了解,我提出的‘再干20年,轻松过百岁’绝对不是一句鼓舞大家的空话。”


他以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为榜样。哈默91岁去世,此前几天还在工作。他梦想是工作到90岁,以减少狱中岁月带来的遗憾。


他甚至设想,南德复业时,要成立一支基金,“第一步是把耽误了的20年归还给大家,再利用逆生长技术来偿付利息。”


出狱后,爬行变成了暴走。身边人希望他在大众面前呈现身体康健的形象,但高血压、糖尿病没有放过他的身体。


“饭前吃二甲双胍,控制血糖。”一位负责他生活事宜的志愿者说,其他都是保健品。


药像子弹,帮他对付同时间展开的持久战。


“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怕死了呢?”他曾在信里自问,又继续回答: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,我们的确已经掌握住了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大门的钥匙——“智慧文明生产方式”是未来世界变革的动力。“我将在平反之后两年之内,完成这一项全新经济组织的筹建工作,10年之内大见成效,再一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。”


在《出狱声明》里,他用一联诗向现实宣战:人生既可超百载,何妨一狂再少年。


他的老友敬佩牟其中在78岁时拥有的精神状态。他觉得,从世俗意义上来说,他被抓了,企业也没了,可能是个失败者。“但我们这代人,只要没有在运动中倒下,像他一样,锐气还在,一直奋斗,那就是成功。”


牟其中和他的“志愿者”们在外面散步。


希望与等待


没有人知道,曾经的狂人牟其中是如何在陌生又急速变化的时代面前保持气场的。


刚出狱时,有人来探视,送了一部智能手机。夏宗伟比划给他,如果电话响了,你就这样接。但是,铃响响了半天,他还是接不起来,最后干脆放弃,“你接吧”。想起来,夏宗伟觉得心疼,“原来那么强大一个人,那一刻看着真是很无助。”


他被捕的1999年,阿里、京东、盛大都刚刚启程。2016年的秋天,再走出监狱时,商业的舞台已经更迭了足足三代人——从实业派企业家柳传志、张瑞敏,到PC时代的马云,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程维、张一鸣、黄峥。商业环境与格局重构,游戏规则迅速迭代。


在狱中,他组建的小组研究过智能手机、物联网、低轨道通讯卫星,但因为没有资金,都没有落地。


出狱后,他对外公布的三个项目大多是18年前项目的继续——中铁联运开发满洲里、研发芯片和抗衰老技术。芯片是入狱前提出来的,曾被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。


从新闻上看,他也在涉猎新的领域。


2017年10月,一个名为薪付宝的数字货币公司,宣称获得了牟其中投资。之后因为遭到夏宗伟的否认,对方将夏宗伟以名义侵权的事由告上法庭,“那是我以代理人的名义,对外的最后一件公开事件。”夏宗伟说。薪付宝同时追加牟其中为第三人出庭(后改为追加牟其中为第二被告)。在追加起诉通知书中,原告提及与牟其中签订了协议。“没有合作,这个就是骗子。他也希望用我的名气说我在发行你的东西。”牟其中解释,他曾专门请专家研究过数字币,“我认为很难,不敢做。因为它要动摇的是国家的铸币权。”他说,每天有很多人想来请教,“我不能够拒绝每一个人,(因为)他可能产生一个什么新的想法,哪怕是骗子。”


多位牟身边的朋友证实,登门拜访的人确实不少。那些三四十岁,在各行业的打拼者都盼着能跟“传奇人物”切磋。


在仰慕者面前,他依然会展现强势的一面。“刚开始大家都兴致勃勃,聊着聊着都成了他一个人在说,人家就没有话了。”一位接近牟的知情人说,他很少去问人家在干什么。大多数时候,他像个耍魔术的人,把别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经历上,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选择和理念。


不过,回望过往的坎坷,他展露出坦诚,“一些波折都是时代应该承担的,我没有抱怨。”


10月15日,面对记者,他又提起1999年被抓前的那次选择。那是一个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,他在多伦多朋友的家里接了个电话,“牟其中要抓你了,不要回来。”那时候,他从俄罗斯放上天的两颗卫星,每年租金500万美金,足够在国外的生活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非常害怕,几天后选择回国。


“我想的是,(如果跑路了)我如何向邓小平交代?”说这话时,他眼里几乎闪出了泪光。



18年过去,他还保留着一些过去的习惯,早上吃一碗清水煮白菜,狱中就是如此。周末,没有事务时,他还会带着几个员工去潭柘寺。


1990年代,南德兴盛时,他把潭柘寺的观音洞改建成了茶园。他让秘书列出了一个三百多人的院士名录,每周约一位院士,一边喝茶,一边聊最新的行业技术。


到了中午,餐车把饭送上来,“各种美味佳肴,喝点酒,你尊重他,他恨不得倾囊相授。”


现在,院士不像原来那么好约了,他还在坚持联系。在他对外宣布的项目里,经常提及院士头衔。


改变的还有身边的人。牟其中新注册的那家公司,监事一栏写的是第一任妻子杜宗莲的名字,“因为公司需要一个监事,她又是从我被抓起来,一句怨言都没有,如此而已。”而陪他申诉18年的夏宗伟从他身边消失了。“从此你就与伟大联系在一起了”,2003年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时,他曾在信中对夏宗伟说。


“她做了很多工作,做了非常好的工作。”牟其中告诉《后窗》,但夏宗伟不适合做公司,他们目前已经没有联系,她算是职工,“每个月发份钱”。


财经作家吴晓波在《大败局》里评价他,“应该说,在这个激荡的岁月,一代中国人在逼近现代文明时的种种狂想和疯狂,甚至他们的浮躁及幼稚,都是不应该受到嘲笑和轻视的……然而,对于一位职业企业家来说,牟其中的种种作为无疑表明他实在是一个没有掌握方法论、认不清时势坐标或者说对现代游戏规则置若罔闻的商人。”


在牟的朋友看来,他是有一些江湖气的。狱中有各路名号的人评价他,他也会写文反驳。他反驳过吴晓波,但朋友劝他,吴整体还是肯定你的,不是敌人,于是作罢。


而在旧部冯仑看来,“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,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、想象力的。但由于他的创造力、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、对立的太多,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。这种命运使他成为’过去的一代’。也许,再等上十年、二十年,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。”


对于78岁的牟其中来说,他已经等了将近20年。正如几年前,他引用的那句大仲马的名言——“人类的智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:希望与等待”,现在,他还在等待。


(文中刘波为化名)


本文不代表《财经》立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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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制  |  李勇    责编  |  高素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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