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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岁魏纪中怎样服务中国体育60年?看他轻松化解韩国上诉危机

2018-08-31阅读 1547 腾讯体育 我要关注

82岁的魏纪中已经为中国体育工作了整整60年。近些年来,他不断地退休,又不断地被国际体育组织找来“继续服务”。历经一个甲子的体育外事风浪,使得他成为中国体育界在国际上颇有话语权的人士。而这样的人,在中国体育界,一直是稀缺而珍贵的。”

视频:【直击】魏纪中谈杭州亚运会:期待科技元素的出现,时长约2分29秒

魏纪中个头高大,声音洪亮。在雅加达某酒店的亚奥理事会办公区,跟往来人员互相问候,别人是恭敬地叫一声“Mr. Wei”,他是热烈地回声“Good Morning!”

82岁的魏纪中依旧坚持在工作岗位

现年82岁的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管的是很实际的事务——“整个雅加达亚运会的运行”,“我们成立了亚运会印尼工作组,没有组长,就五个组员。本人,首席组员。我要负责任的。”

从1958年8月29日踏进中国体委(国家体育总局)大院至今,魏纪中已经为各种体育组织服务了60年。他用“服务”这个词,谦逊而精到。

按照魏纪中的话说,“一生除了自由选择了夫人,其他一切都被国家选择。”

总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

魏纪中对入职这天记得分外清楚。

“你明天来上班,今天先发你半个月的工资,28元。”

先给家里寄了10块,然后到东安市场,点了木须肉、炸丸子、酸辣汤、米饭,花了8毛6。高兴。

“一辈子难忘的事。”

从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的时候,校长专门找魏纪中: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翻译,还是去国家体委排球科?

虽然没有毕业就从事和排球相关的工作,但是魏纪中仍然和排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

他有两个选择。但他又难于选择。

“校长你要听实话吗?”

校长民主,要听真话。

“本人心里想去国家体委,可是党培养我它不是干这个的。说实话,我就不想去我应该去的地方。”

正式工作第一天,没到排球科,直接去了国际司二科,给唯有的两位科长当科员。这个当口,国际司正忙着退出国际奥委会,“要翻译一大堆抗议文件”。

“我干的头一件事就是和国际奥委会‘打架’。”文件来来去去,抗议国际奥委会搞“两个中国”。

“打架”的结果就是1958年的年末,中国正式中止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。

入职后,组织告诫魏纪中,因为有海外关系(父亲在香港经商),所以不能出国。正好阿富汗足球队来访,抵达新疆,派魏纪中去接待。折腾了一个月,回到北京快要国庆了,又被调去大炼钢铁,“魏纪中你是大学生,你就是我们大炼钢铁的总工程师。”紧急培训之后到郊区炼出几个大铁疙瘩,快到年底了,又被紧急招回体委,接待说法语的波兰赛艇专家。炼铁炼得蓬头垢面,到理发馆,怕是一时半会儿也收拾不出来了,“你干脆把我头发都给剃了吧。”寸头一直留到现在。

给赛艇专家做翻译,仗着早年打排球的身体,魏纪中先学技术动作,专家传授纠正完了,他再教给国内的教练员们。

作为一块革命的砖,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,又赶上国庆十周年,魏纪中被调去招待外宾。接送机、搬运行李、买火车票,一支球队二三十人,行李都靠他一个人搬运上下车。

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现场(资料图)

走进体委大门的时候,小魏其实并不知道体委工作是干什么的,“一颗螺丝钉,拧在哪就是哪。”

中止与国际奥委会往来之后,中国与世界体育中断了联系,除了没有台湾当局参与的国际乒联、国际排联以及世界滑冰联盟。当时,中国体育在国际上面的发展思路是“另起炉灶”,参加了一次世界新兴力量运动会后,“文革”来了,体育工作全面停滞。

1971年第32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办,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邀请中国队参加,几次跑到中国来。那时候运动员已经停止训练。不知道怎么应对国际邀请,魏纪中和军管会副主任到外交部请示。

魏纪中当时是体委军管会办事组组员,办事组是在军管会的政治体系内,处理一些“体育的遗留事项”。

外交部建议打一份报告给中央。

“当时这个报告怎么写呢?写得稀里糊涂,就说去也行,不去也行。如果要去,我们的运动员要马上恢复训练。如果不去,请外交部想措辞,怎么拒绝对方。”报告报到周总理,“倾向于去”。报到毛主席,“我队应该去。”

“文革”期间,出身不好的魏纪中之所以没有受到严重冲击,也没有下放,依然留在体委系统里做事,是他在大学专业救了他。

大学期间,由于半天上课半天打球,魏纪中自认在学术上不占优势,选专业时另辟蹊径,选了法文古文,导师是系副主任、专家。“文革”以后,《毛选》翻译小组需要懂古法文的人才,一查,全国只有两个人选,一个是北大教授,下落不明;另一个,“南京大学的体育生、混子”(魏纪中语),在体委工作,便征用过来。

“占了大便宜。”魏纪中说。出于革命工作需要,“党中央办公厅《毛选》办公室的主任用铅笔拿张破纸写了一个条子,给体委军管会,‘调魏纪中到中南海来。’”

多年以后,魏纪中自我总结,“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自我资源”。因为语言这个看家本领,他得以在时代的冲击面前,抓住机会,屹立不倒。

魏纪中在大学选择了法文古文成为他的法宝

32届世乒赛期间,魏纪中住在新华社,负责体育方面的话语把关,以及赛场形势的分析,近似于内参,报给周总理。

对于乒乓球,魏纪中也有研究,他此前参与过北京举办的世乒赛。

“不能说是专家,略知一二。但是,其他真正知道的人全下岗了,找不着了……”

这天,外电来报,庄则栋在中国队大巴上送给美国球员科恩一份礼物。

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,对于一些“敌对”国家,不允许送礼品,庄则栋的行为“明显违反了这个规定”。

新华社内部研究,不能瞒报漏报这则消息,但也不能“把庄则栋坑了”,于是大家决定采用“中美运动员交换礼物”,“‘交换’,国际上都是一个惯例”。几日后,前方来电,美国乒协主席要求来华访问,希望得到中国的邀请。“乒乓外交”大幕拉开,中美关系正常化逐渐实现。

“乒乓外交”(资料图)

“‘乒乓外交’只是发挥了体育的功能,但是不等于说没有‘乒乓外交’,历史就不会这样发展,它会通过别的渠道(发展下去),因为这是大势所趋的。我们只是有幸的被利用了。”

国家定原则,我来想办法

“他们那一代的体育外交官,就是为了捍卫‘一个中国’,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益跟国际奥委会、跟国际体育组织‘打架’。”多年来的下属、忘年交王奇评价魏纪中,“善于‘吵架’”,又善于化解危机,既是体育问题的专家,又有国际视野。

70年代,新中国在外交方面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封锁。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新中国,中央领导考虑利用体育打开局面,1971年11月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。

魏纪中当时接到的任务之一,是把未建交的非洲国家的运动员接到北京。通过明码电报跟国外的航空公司沟通未果,后来经人提议,找到了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。魏纪中至今清晰地记得中国旅行社办理机票的女职员的名字——倪根梅。

“遇到一个大救星。”两人天天通电话,终于把机票送到了非洲运动员手上,让他们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登机,飞到香港,中国方面再接过去,并还上在倪处挂账的机票费用。

“亚非乒乓球赛一共来了56个国家和地区,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说,体委本事真大,能把亚非五十多个国家的运动员给弄来,我们都弄不来。”魏纪中回忆说,“很不得了的事,外交部都表扬我们了。它对于我们进联合国有多大的作用我说不清楚,但是我们从体育上是配合的。”

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,先前在国际体育舞台上“另起炉灶”的思想发生了变化。1974年,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,提出“现在是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时候了。”

宋忠、何振梁、魏纪中等人负责具体方案。两路人马奔赴欧洲做工作,希望能够突破关键阻碍。

宋忠带队,魏纪中随队,连在英法碰了两颗大钉子。在西班牙,他们遇到了萨马兰奇。当时这位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的银行家、国际奥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说,“国际奥委会没有中国是不完整的。”给了中国代表们巨大的安慰。

善于谈判的萨马兰奇继续说,我会支持你们回到国际奥委会,但也希望你们答应我一件事,1980年我要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,你们中国要支持我。

当时负责翻译的魏纪中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跟西班牙人又确认了一次。宋忠当即表示,我们现在连席位都没有,他能帮助我们,我们当然会感谢他。

萨马兰奇一直关注并支持着中国体育

1979年5月,在乌拉圭,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,接纳中国奥委会,中国奥委会代表中国,但台湾依然以“台湾奥委会”的名义留在IOC。这种一中一台的表述,中国不能接受。

魏纪中作为代表,对全球记者发表声明:第一,这个决议不能接受,其名称中,必须有“中国”两字。第二,我们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保留台湾方面的席位,“我们之所以容忍、允许其留在里面,是考虑到运动员的利益。”第二点表述,是魏纪中根据国家原则和国际语境,自己加的。

这种发挥源自当时体育外交系统对国家整体原则的解读。

“1978年元旦由当时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一个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说我们两岸要加强联系。这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思想,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做一些(让步),别让台湾出去,让台湾留里面。这时候我们就酝酿了这种思想。”魏纪中说,“这时候就用了那句话,‘为了运动员的利益’,得找理由(解释)为什么把他留下。”

国际奥委会派了罗马尼亚人西贝尔克来与中国继续协商表述问题。西贝尔克是国际奥委会执委,也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联部的副部长。他建议使用“中国台北”,体委觉得可行,但外交部仍然坚持“中国台湾”。

魏纪中回忆说,“这两个方案最后到小平同志那里,把矛盾交给中央了。小平同志最后同意了‘中国台北’,而且(要求台湾方面)改名改旗改歌(的条件下执行这个方案)。”

1979年10月,在日本,国际奥委会通过表决。中国正式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。

1979年10月,日本名古屋,中国正式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。(资料图)

原本认真准备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,因为国际形势突变,中国加入了抵制行列,没有参加。这时,体育系统想起来,此前答应过萨马兰奇,要支持他竞选,遂派出四人团队来到莫斯科。团长魏纪中到达之后,第一件事便是找到萨马兰奇。

“我记得我用周总理的话一再强调的,中国人言必行、行必果。虽然我们抵制这次运动会,但是魏纪中来了。选国际奥委会主席,我们没有投票权。可是我们答应过你,所以我们就来了。”魏纪中提出,在萨翁竞选期间,自己每天来“上班”,“你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”。每天八点钟上岗,晚上十一二点下班,做些跑腿送信的杂活,有一次为了送信给一位委员,魏纪中等了五个多小时,萨翁知道了后很感动,说中国人守信负责。

“我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官,我那时候就是中国奥委会的秘书,他说,‘魏纪中,我的好朋友。’他很感动,中国人真实在。《中庸》里面有一句话,叫‘不言而信’——我虽然不说什么,我也不能说什么,可是我的信誉始终在那。”

除了建立关系,体育外交工作还时常需要化解危机。

1993年,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。在国际奥委会决定主办城市之前,澳大利亚某电视台断章取义地播放了时任北京市某位领导的采访,称,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,就会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。

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,魏纪中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,进行危机公关。

“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的16枚奥运金牌绝对不够,我们还要在亚特兰大拿到更多。”魏纪中在发布会上说。

外国记者提问: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是怎么回事?

“这我哪知道,你问他们。电视新闻是可以剪辑的。别忘了,悉尼的主要对手正是北京。”

发布会后,魏纪中又马上安排北京市政府官员与亚特兰大组委会官员会面,平息非议。

工作60年,魏纪中化解了众多危机

如今聊起曾经的外交风云,魏纪中说自己,“没有天赋。我做什么东西,就是想一切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。至于我怎么完成,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你要给我灵活性。我之所以处理了很多难题,就是因为领导给我这个任务,但是放权让我在不违反整个大原则的情况下去完成。”

王奇认为魏纪中善于抓住外事活动中沟通的关键点,处事很有分寸感。

本届亚运会上,由于泳池拥挤,中国和韩国游泳运动员在训练时发生了摩擦。韩国投诉,魏纪中出面解决。问,你们发生的这个问题,是“打架”还是“打人”?韩国队称,是“打架”。

“魏老说,如果不是一方单纯地‘打人’,而是双方‘打架’,双方互相道下歉,运动员嘛年轻人,火气比较大。互相认错,互相原谅,就行了。”王奇转述道。

“他处理这种问题特灵活,抓那个‘点’抓得很准。”

做体育产业,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全部任务

一方面讲组织原则,另一方面不乏灵活的变通,这也许是当初中体产业成立时,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委派魏纪中担任董事长的主要原因。

在市场经济方面,爱钻研善学习的魏纪中曾经有过成功的尝试。

魏纪中被视为中国体育产业、奥运产业之父

1987年,魏纪中注册成立了“全中国第一家机票代理公司”。他当时对形势的研判是,改革开放,外航进入,中国民航局被动作为。如果此时为外航提供服务,要求他们每张机票付7%的代理费,肯定会大受欢迎。他找到民航总局,央了几个懂业务的退休员工来发挥余热,又找财政部,借款500万作为注册资金,讲明这是响应改革开放,而且,“我纳税。民航总局本身不纳税。”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同意借500万给魏纪中,但要求体育总局盖章保证,为魏纪中人品背书。公司成立第一年,利润600万,要给财政部还钱,后者说,还400万,剩下100万算我们入股。

回忆起这个商业案例,魏纪中显得很有成就感,“我管,但是我一分钱都不拿,而且我绝对不会用我的工作时间来做这个事,这个是本人业余爱好。”

1997年,魏纪中从国家体委专职委员的岗位上退下来,被派去担任中体产业董事长。

“当时体委党组规定,魏纪中这个董事长是我们派去的,他不能拿那么多的工资,因此中体产业给我发的工资,除了国家体委党组给我定的我能拿到的(以外),剩下的全部上交。”魏纪中说,“可能怕我变坏了。我说这个可能是对我的一种保护。当时证监会的主席都说这不合理,我说不合理也没办法,他们这么定的,本人接受,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接受党组的决定。”

谈起在中体产业的工作,王奇认为,老领导魏纪中为中国职业体育的商业赞助引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让当初账上没钱的体育主管机构能够在职业化上真正起步。

但魏纪中却认为,自己在体育产业方面的工作,成就感“不大”。

“第一,当时我到中体产业的时候,国家体委党组给我的经济指标任务我都完成了。第二,要求我奉公守法,不能违纪违法,我也都完成了。第三,要探索中国体育产业发展道路,没完成。”

直到今天,魏纪中还在思考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。

他描述当下体育产业的局面,是个人的理性,反而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。

“现在体育产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认为资本可以创造市场,所以体育产业很多钱都进来了,但是这个市场并没有完全创造起来。现在体育产业投入的回报率不高,因为有资本的炒作在里面,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——我不说叫投机吧——(至少是)不规则现象。”他看到中国市面上马拉松赛事达到了300多个,还有人跟他说,实际数据恐怕上千,“它不是个规律性的东西。”

与体育产业中遇到的挫折和困惑相比,魏纪中对于自己服务过的其他岗位问心无愧。

1993年申奥失败,到2001年北京再次对奥运会主办权发起冲击时,中央电视台邀请,却鲜有嘉宾敢上直播,害怕失败。魏纪中去了。一方面是通过观察国际形势,认为国际舆论与当年不同,形势对我有利,他相信这次能够成功;另一方面,“这次感到有一种向人民的赎罪感,第一次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,这次做对了。这时候死也能闭上眼睛了,对人民无愧。”

1993年9月23日晚,当申办结果公布北京落选时中央电视台转播中心现场(资料图)

十多年来,魏纪中不断“退休”,但一直没有停止工作。

2003年从中体产业董事长退下来,到亚奥理事会来工作,继续当体育委员会主席。2007年,从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上退下来,张吉龙接任。同年,从国际奥委会体育项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上退下,李玲蔚接任。2012年,从国际排联主席的位置退下来,“我现在什么职务也没有,我只是终身名誉主席。”魏纪中说,他在体育组织中担任职务时,并不领取工资报酬,体育组织只承担他的公务出行费用。

如今只领着一份国家体育总局的退休工资,“不少了,挺好的”,“人家说魏纪中你82岁了,你干吗呢?我说我已经退了多少回了,可是人家国际人士还要让你继续为他服务。我现在不是为钱服务,我是为别人,为社会,为大家。只要我能,我就服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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